换个角度，其实可以理解成，马丁·路德认为给钱赎罪还是门槛太高了，要白嫖那才是香的。

同时期的其他天主教宗教改革，也都如此，开始放弃赎罪卷概念，强调，信仰与悔改即可获得救赎。

无独有偶，伊斯兰教苏菲主义的兴起，其实也论证了盖里斯的想法。

早期伊斯兰教中，正统派（如早期哈里发统治）强调遵守教法（沙里亚）和行为上的善功以换取真主的宽恕。

然后苏菲主义在9-13世纪兴起，他们主张通过爱与虔诚直接接近真主，而非严格的宗教律法或朝觐。

实质上的表现形式在于：念诵真主之名即可获得宽恕，这大幅降低了门槛，使伊斯兰教在广大地区传播。等到了18世纪，瓦哈比改革兴起，就更如此了……

至于佛教，早期的佛教还强调戒律与禅修，要求修行者需要长期修行才能解脱。

等到后来，某些教派一句：阿弥陀佛，即可往生极乐世界。

可以说，几乎所有能够广泛流行的宗教，都进入了一个在教义精妙层面不断劣化、简化、易于传播化，从而换取更多信众的处境。

底层的信徒，根本无需了解真正的教义为何，他们便相信自己能够获得新生，得到救赎。

而那些，依旧拉不下脸，不去放低“赎罪卷”门槛的教派，往往便轻易消失在历史中。

要知道，面对新教改革的时候，天主教也是主动进行了改革，从而顺应时代的变化。

只不过，虽然历史给了盖里斯以答案，但他对于这个方法，又非常、非常的顾忌。

毕竟：【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同时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没有人性世界中的人性，是没有灵魂处境里的灵魂。它是人民的鸦片。】

马对宗教的批判，并非是说宗教本身天然有害，而是批判宗教阻碍了人对残酷现实的认知，给冰冷的现实套上了块温暖的表皮。

使得那最终的善恶之争，始终都在被推迟、延后……

对于后人来说，他们如何想、如何做，盖里斯是管不到太多的。

但对于盖里斯本人而言，目的和手段，必须切割清楚。

盖里斯的目的，绝非是要去包装这个平均温度只有零下270.42摄氏度的宇宙，对于他来说，利用宗教这个工具，强有力的推动人类向宇宙走上几步，才是他的追求。

人是目的，而宗教是手段。

如果为了让教团延续，而去蒙蔽人本身，这便本末倒置。

本末倒置还有什么意义呢？

失去了灵魂的躯壳，仅是一具行尸走肉罢了。

因此，盖里斯不可能无底线的放低门槛，至少他不能。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思考，盖里斯心中某些想法也渐渐凝实起来了。

盖里斯不希望他的教团成为麻醉现实的温床，而是希望它成为推动人类行动的火炬。

他的宗教不应该是“终点”，即人们抵达后便停滞不前，而应该是一个旅程的起点，让人们通过它不断向前。

这样，他既能利用宗教作为工具，也不会让宗教本身麻醉人类的“灵魂”。

但现实又确实如此，因此，他需要在降低门槛以扩大影响力和保持信仰的真实力量之间找到平衡。

首先，盖里斯要将信徒确切的分为两类。

一种是面对普罗大众的，对于这一类信众，盖里斯要扭转他们心中的某些潜意识想法，要将教团的信仰凝结成“实践性的信仰”，即信仰的核心不是通过祈祷或仪式获得救赎，而是通过参与行动来获得价值感。

信仰不是为了等待来世的幸福，而是驱使人去创造更好的世界。

是要推动信众参与社会建设，比如建立学校、医院、工……让他们的“信仰”体现在他们的劳动与贡献中，而非仅仅是仪式性的祈祷。

讲白了其实就是：劳动创造人本身，赋予劳动以神学上的意味。

另外一方面，则又要将那些更为突出、进步、前往未来的思想散播出去。

不仅是印刷成经书书籍，还要叫人朗朗上口，深入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

儿歌也好、戏剧也罢、任何文艺形式，只要是与人民接触的文化，都该灌注进盖里斯的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