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720年起，赵御天又任用张嘉佑、张悦、李元熙、杜洛、韩休、张九龄为宰相。他们各有所长，精通治国方略，使得朝政充满了蓬勃朝气。

其中，盛元时期的最后一位名相张九龄是西汉三杰张良的后裔，他为人聪慧机敏，富有远见卓识，不攀附权贵，而且看人极为准确。在安禄山尚未发迹时，张九龄就预言他有谋反之相。

在一众名相的辅佐下，赵御天大力整顿吏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其一，精简机构，裁减冗官，将武曌时期设立的许多无用官职一概裁撤，严格限制进士科及第人数，提升官吏的整体素质和行政效率，节省政府开支。

其二，确立严格的考核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管理，每年派遣按察使到各地巡查民情，惩治违法官吏。

其三，恢复唐太宗之后废弃的谏官和史官参加宰相会议的制度，通过让谏官和史官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监督朝政。

此外，赵御天十分重视县令这一职务。他认为郡县官员作为直接与百姓打交道的基层官员，是国家治理的前沿力量，代表着国家的形象。

所以，赵御天经常亲自出题考核他们，并以此作为升迁或罢黜的依据。

正因盛元初期君臣一心，上下团结，才出现了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局面。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繁荣盛景

赵御天通过靖难政变稳固了皇权，重用苏哲、柳逸等贤相实施革新举措，政治的安定带动了经济的飞速发展。

尤其是农耕技术取得了显着进步，新型农业工具曲辕犁以及灌溉工具筒车的发明，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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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赵御天大力兴修大型水利工程，清查逃亡户口及籍外田地，使得王朝财政日益充裕，粮仓充实，物价极为低廉。

据杜佑《通典》记载：“至（盛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

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水利设施的兴建，拓展了耕地面积。当时全国实际耕地面积达6.6亿亩（当下中国为18亿亩），人均占有量为9亩，远远超过今日中国的人均1.4亩。

与此同时，盛元时期大力鼓励商业发展。当时，世界着名的大都市大多分布在中国，如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尤其是长安城，成为了远东、西域、中亚、波斯、阿拉伯乃至欧洲等各民族交流往来的中心。

东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西至岐州，道路两旁店铺林立，热情招待往来客商，酒食丰盛。每个店铺都备有驴子供客人租赁，短短数十里路程转瞬即至，这就是所谓的驿驴。南到荆襄（今湖北江陵﹑襄樊），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即凉州，今甘肃武威），都有店铺供商旅歇脚，即便远行数千里，也无需携带兵器防身。

由此可见，当时物产丰富，商业繁荣，交通便利，社会安定。到盛元二十年，天盛王朝的总人口已达到八千万，是王朝初期的1.5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