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游行的集会上我见到了年轻气盛不服输的赵队，他声嘶力竭地呐喊，扩音器的喇叭声震地传单都在跳动。

赵队那时穿着一件绿色的短袖，黑色的短裤，清凉的运动鞋。他不断的在看台上嘶吼，应该不是看台，是一座工厂的门口。

很多下班的工人和准备上班的工人都聚集了起来。赵队见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才放弃嘶吼，大声地逐条逐句地讲述一些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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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繁鸟看了眼再次拿起酒瓶的魏骁勇，抽出一支香烟递了过去。问到:

“什么数字还需要讲述？怎么说得跟上课一样。”

魏骁勇吐了一口烟气，眯着双眼似在思考，嘴里继续说到:

“具体是什么就不记得了。大概是一些基础的生产数据。例如每年能生产多少粮食，多少衣服，我们古国人有多少套房子，有多少俩汽车，每年又能生产多少汽车。还有牛奶、鸡蛋等数据。

具体罗列了什么我也记不清了，时间太久远了，那都是三十五六年前的事了。

只记得赵队讲述的大概意思:挖煤的烧不起煤炭，造车的开不起汽车之类的事。赵队用数字一一列举，告诉我们。当时社会的问题不在生产力不足，也不在年轻人不努力，更不在人口地下滑。所有的问题都出在了分配层面，也就是上层建筑和生产力的不匹配方面。”

魏骁勇停顿了片刻，接着说到:

“想起来了，当时是在一家玻璃工厂的门外。我跟好多外地的打工人一起听的。

赵队告诉我们，集体劳动创造的财富足够玻璃厂的工人就近安家，足够一个家庭的吃穿用度，还有结余。但奇怪的是，玻璃厂前前后后工作了好几万人，没有一位外地务工的劳动者能够在工厂附近生存下来。即使政府在附近配套建造了住宅的小区，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我们打工人建造了一切，最终又落寞地回到了贫穷。

赵队用数据告诉我们，我们没日没夜地劳作配的上尊严的生活。可是，最终却没有尊严的生活，只有疲惫得苟延残喘。

赵队告诉我们，那个玻璃厂的老板用一百个亿迎合上意，却被夸得天花缭乱、大慈大悲。而帮他挣到几百个亿的我们，连在工作单位附近生存的能力都没有。真的是我们不够努力嘛？真的是我们没有能力吗？

那一刻，现场沸腾了。那一刻，警笛长鸣，那一刻，我挤到了赵队的身边。”

何繁鸟看着陷入沉思的魏师傅，深有同感的自己也陷入了回忆:

“我以前生活的世界何尝不是如此呢？冠冕荒唐地欺骗，故意制作焦虑地控制，美其名曰地行善，软肋的威胁恐吓……”

吵闹的机械声拉回了沉思地回忆，缓慢停歇的皮卡车让两人点燃了香烟。何繁鸟拉开车门，说了最后一句不需回应的话语:

“权利就该关到笼子里，组织的意义在于解决困难而不是制造事端。”